这张老校报，记载着岭南大学“烽火办学”传奇

抗战时期，私立岭南大学历经多次迁徙，1938年自广州沦陷迁往香港，后因香港沦陷又迁至曲江，而《岭南大学校报》也跟随迁徙进入曲江版时期，记录了岭大的峥嵘岁月。

受战时条件限制，曲江版校报面临诸多窘困：一是专业编辑人员紧缺导致校报常出现各种错漏；二是受战事影响校报期刊不定，两年半时间内仅刊行8期；三是纸张、印刷等物质资源匮乏，迫使版面大幅简化。即使面对如此艰苦环境，校报依然详细载录了岭大艰难的复课历程，从校长李应林冒生命危险逃离香港筹备复课，到营建“岭大村”新校园组织学院复课，再经历疏散与重新集结，展现岭大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

校报还记录了岭大师生对抗日的爱国声援，他们践行“学术抗战”“教育救国”，围绕战时需求开展科研、设置爱国救国课程，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和启蒙；通过集会宣传抗战、又组织各类劳军募捐、或发动学生参军等方式支援。

《岭南大学校报》作为抗战时期少数坚持刊行的高校校报，彰显着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争取各界援助，“自造自力”地在艰苦环境中开展文体活动，推行工读与助学制度帮助学生。它不仅是岭大粤北办学的真实记录案，更为抗战时期的华南教育历史写上了厚重的一笔。

抗战时期《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 对岭大烽火办学的历史叙录

抗战时期，私立岭南大学（下文简称“岭大”）经历了数次大迁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岭大被迫离开康乐园校区迁往香港，在香港大学帮助下，借用其校舍复课。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岭大被迫再次迁徙。时任校长李应林潜回内地，谋求在粤北复课，选址曲江大村（岭大师生称大村校园为“岭大村”）。创刊于1927年的《岭南大学校报》经历康乐版、香港版两个时期后，随岭大迁徙来到粤北，进入了曲江版时期（以下简称为《校报》（曲江版））。

《校报》（曲江版）仍然像过去一样刊载校务、信函、会议、公告、言论等相关内容，但由于它迁办于战火纷飞年代，处于岭大最艰苦困难之时，它关注的视角、报道内容、版面风格与先前有很大的不同。它见证了岭大战时办报的窘困，记录了岭大在粤北办学的峥嵘岁月，展现了岭大师生在烽火硝烟的环境下弦歌不辍、心系国难、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一、岭大战时办报的窘困

利益于人手较多，且有专业的编辑人员，岭大校报康乐版和香港版制作精良，质量有保障。曲江版相比之下略显逊色，主要是因为人手有限，特别是专业人士不足、纸张紧缺及印刷条件有限。

（一）受人手紧缺的影响缺少应有的校对和修改

岭大从广州迁往香港、再迁往粤北，期间流失了很多教职员工，师资严重缺乏，导致办报人手不足，特别是缺少专业编辑人员，对投来的稿件缺乏应有的斟酌和修改。《校报》（曲江版）点断问题随处可见，错字、别字杂呈于字里行间，赘句和病句不时出现，口语、俗语及打诨插科之语不加修饰地予以刊录，缺乏应有的严谨与稳当。如第三期有则报道篮球比赛的消息：“首场女同学迎战校友，赛女子式，一般老爷久已手生荆棘，且久雨新霁，满场泥滑，校友队时有滚地葫芦，令人不胜绝倒之至。然女儿家弱贫织织终为雄风赳赳之老爷制胜，娘子依然雌伏，老爷奏凯而还。”这则报道内容中不但有“赛女子式”等生硬之语，也有“女儿家”“老爷”“娘子”等俚俗之词，更有“弱贫织织”“雌伏”等不妥之词。更甚者由于没有得到仔细核对，内容“硬伤”也时有发生。如第四期《从港战到复校》第一句话就出现了重大错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之晨，余偕学生代表数人及王夫人等赴青山附中”，实际应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之晨”。

（二）受战事影响刊期不定

岭大自1941年12月28日从香港疏散后，在近八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停刊状态。直到1942年8月1日，岭大在粤北建成新校园，学报有了扎根和依托之处，开学之际才重新刊行。

岭大校报是周刊，迁办粤北后，受战事影响，《校报》（曲江版）不再是周刊，也不是月刊，而是被迫改为不定期的刊物。岭大在粤北办学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校报》（曲江版）仅刊行了8期。具体情况如表1：

表1显示：（1）从1942年秋到1944年春这段时间，时局相对稳定，岭大迎来了一段相对宁静的办学时段，校报基本每季度出一期，共刊行6期；（2）1944年4月30日校报刊行第7期之后，受豫湘桂战役衡阳会战的影响，岭大被迫疏散，校报也随之停刊；（3）10月岭大重新在“岭大村”复课，校报于11月继续刊行了8期；（4）此后，还不到两个月（1945年1月），日军进占粤北，岭大被迫再次疏散，《校报》（曲江版）不得不再次停刊。随着岭大东迁梅县，校报也就彻底告别了曲江版时期。

（三）受纸张紧缺等因素的影响被迫改版

岭大校报康乐版采用杂志的形式，每期有封皮，封皮上印有刊头《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附有校内建筑或风景图片一幅，扉页则有每一期的内容要目，分“公文”“布告”“笺牍”“校务”“同学消息”“附录”几部分，扉页的天头印有《总理遗嘱》，正文每页分上下两部分排印，版面美观疏朗。香港版总体上承袭了康乐版。

岭大迁到粤北后，纸张等物质供应紧张，尤其是机制纸非常昂贵。岭大学生平时用的课本、作业本，都以草纸印制。学生自办刊物《南风》迁到大村后，由于纸张价涨，只得一学年刊行一次。《曦社月刊》到大村后，由于条件限制，改为不定期、不定篇幅刊行，最后连“一学年刊行一次”都不行了，只能以壁报代之，于是岭大村内出现了《南风》墙报、《经济新闻》壁报、《艺文》壁报、《新政治》壁报等。《校报》（曲江版）相当于岭大的“机关报”，纸张再紧张也要刊行。但为了节约纸张，经济办报，除了紧缩刊期，版面也做了改动，不再有封皮，也不再设扉页，仅在首页天头上印有刊头《岭南大学校报》及每期发行的日期和期号。版面是单一的文字，再也没有先前的图文搭配。每页分上中下三部分排印，编排非常紧密，没有留白，甚至有点拥挤的感觉。此外，印刷条件有限，金属活字或缺或少，只能临时以粗陋的木刻活字代之，造成部分版面文字驳杂模糊。

二、岭大艰难曲折的复课历程

1938年10月，岭大从广州迁往香港，赢得了一段短暂而安稳的办学时间（笔者注：岭大在香港的办学，严格说不能算是烽火办学）。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同日，岭大宣布停学疏散。李应林校长逃离香港，到粤北谋求复课。《校报》（曲江版）对岭大在粤北曲折而艰难的办学历程加以详细载录。

（一）迁往粤北复课

岭大迁港后对战争如果漫延至香港学校如何应对做了预案，但没料到日军进占香港如此之突然，预案没办法实施，只能仓促之中宣布停学和疏散。日军到处搜查打听校长李应林的下落，想诱迫他带领岭大归降日军，在日军的控制下办学，为他们培养奴才和走狗。李应林东躲西藏，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决定逃离香港，带领岭大回到内陆复课。

李应林在同事卢惠风的帮助和陪伴下，二人化妆成民工，趁着日军放元旦假松懈之机，冒着生命危险，成功逃出了香港，历尽千辛万苦，于1942年1月22日到达韶关，在韶关青年会设立岭大办事处，“斗室湫溢，案牍棼如，员生报到者腹肩擦肘，如沙丁鱼之在罐中”。李应林与二三同事就在这数方尺间埋头工作，筹划复课的各项繁杂工作。

（二）营建新校园“岭大村”

李应林带领复课工作团队一面安顿好陆续来到粤北的师生，一面准备营建新的校园。新校园地址经过详细勘察和考虑，选址曲江大村仙人庙撒网山下。李应林派岭大同事司徒卫负责新校园的营建。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司徒卫等人初到仙人庙时，只有一间茅棚可用。据他回忆：“启门入，霉气郁郁令人不舒，余生火煮茗邀作长谈，藉解岑寂，是夜席地而睡于棚之一隅……此时唯一家具只一木水桶，既以之覆盖食物，其底则吾人之食桌也。此种生活，唯少时读鲁滨生飘流记恍惚似之。”

岭大“接收（第七战区）长官部移交的棚屋大小一共四十八座（大村三十四座横岗十四座），把旧的加以修葺，不合用的分别改建，同时增建礼堂、图书馆、宿舍、饭堂、实验室、住宅、浴室、钟亭等好几座新的房屋。惨淡经营了两个多月……规模粗具”。并于1942年9月在“岭大村”复课。“文学院各学系各年级，及理工学院四年级、理科研究所旧生其可能开班的一律在岭大村本校复课，农学院一、二年级旧生在坪石农学院复课，理工学院各学系一、二、三年级及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均因设备关系未能开设，理工学院一、二、三年级旧生分别转学别校，医学院一、二、三各年级旧生则暂在国立中正医学院上课，医学院四、五、六年级旧生……分配在粤北各医院复课或实习。”

（三）再次停学疏散

岭大在曲江大村新校园度过了一年半平静的生活，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办学条件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在外借读的学生陆续迁回粤北上课。不料到1944年夏，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严重威胁到迁至粤北的机关院校的安全，岭大遵照省政府的批示，于6月4日再次疏散停学，教职员眷属及女同事先行疏散至坪石（农学院），男教员则一律留校办理未完工作。岭大在疏散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当开始疏散之际，学校经济极度支绌，所有重庆来款未能依时到达，原向交通银行洽定透支款项，又因疏散影响银行不允许全数支付，存款提取亦受限制……（学校）虽万分竭蹶，亦努力筹发六、七月份薪津米贴，（教员）俾得应急，又代向广东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申请疏散费，亦蒙照发。而仙人庙至坪石妇孺疏散一切交通费用皆由学校供给，凡可减轻各同事之负担无不为力，惟以支出既巨，应付更难，虽屡次去电美国基金会及重庆援华会请款，迄无复电，迫得暂向第七战区余长官告贷二十万元，幸蒙慨允。

（四）重新集结“岭大村”

日军占领衡阳之后，兵锋转向广西。由于战事西移，韶关疏散令解除，岭大于10月份重新在“岭大村”复课，大部分师生重新回到校园，岭大二三百名学子再次“集中红灰旗下，萃其精力埋首钻研，（岭大）不至偃旗息鼓，匿迹销声”。旧生报到甚为踊跃，计新旧学生之注册者一百七十一人。由于乐昌到仙人庙之间的铁轨因战事被拆除，农学院与校本部的联系甚为不便，且学生人数锐减，经济也不丰裕，用人行政一切支出亦宜紧缩，遂由坪石搬迁到大村校本部合并。

需要补充的是，岭大重新开学不到三个月，1945年1月，日军发动第三次粤北战役，进占韶关，岭大被迫再一次停学疏散。《校报》（曲江版）因这次战事没有再行刊印，自然也就不可能对这次停学疏散进行报道。

三、岭大师生对抗战的声援

岭大迁来粤北，正值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学校师生秉持教育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育的理念，或奔走呼号，宣传抗战；或捐输献金，慰劳前方将士；或投笔从戎，参战杀敌。《校报》（曲江版）及时报道了岭大师生声援抗战的爱国举动。

（一）践行“学术抗战”“教育救国”的信念

在国家面临空前危机时期，岭大师生以一种高度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力图通过学术研究和发展教育来保存国脉，培养抗战建国所需人才，唤醒和凝聚民众的抗战精神，以拯救国家，实现民族复兴。

1．科研为“抗战建国”做贡献。岭大科研工作围绕战时需要和国计民生展开。如抗战期间，中国茶业受到日本打压，日本通过关税壁垒和产品升级进一步压缩中国茶的生存空间，加剧了茶业危机。岭大科研团队加强对茶树土壤肥料及病理学研究，改进国产茶种品质，“以期发展国茶、挽回利权外溢”。再如抗战时期，广东柑橘深受黄龙病的危害，“柑农之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岭大农学研究团队将研究的重心投向柑橘黄龙病防治，在林孔湘教授的主导下，黄龙病的防治取得重大进展。

2．课程设置体现出爱国救国主题。岭大大幅增加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增设军事训练、救护知识、战时工程等实用技能教学，使学生掌握战时所需的实际本领；加强自然科学教育，强调科学技术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科学救国”的信念和能力。这些培训从新生入学就开始了，如岭大新生入学训练，就为他们准备了“中国战后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几个社会问题”“理工科对建国之重要”“医药卫生与建国”等方面的培训。

3．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和启蒙教育。岭大学生团体通过识字班、夜校、战时文艺活动等形式，为民众普及知识，向民众宣传抗日。如他们举办的“夏令儿童会——是会与曲江学生救济委员会合办，就学之大村儿童凡四十人，课程均据乡村实际需要，配以抗战意识”；“工友夏季联谊——该会对工友除藉夜校施以识字教育外，尤关念工友辈康乐活动”；“大村民众夜校——是专为大村成人及女童而设，参加之乡民女童共三十余人”；“军民游艺会——是于‘七七’纪念日及‘八一三’纪念日先后举行军民游艺会，上演抗战剧《小武松》及《菱姑》等剧，会中情绪颇为激昂”。

（二）利用集会宣传抗战

岭大校内各种形式的集会，成为师生宣传抗战的重要平台和场所。1943年5月岭大举行复校周年纪念会，校董会号召全校师生为“抗战而工作，坚守岗位；以目前而言，深入乡间，向乡民宣传，组织乡民，利用此巨大民力，参与抗战，实为岭南人之急务”。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来岭大视察，激励岭大青年学子“认真求学，认真训练以期裨益于国家民族，成为建国大业中有用的一员……要去接受时代的训练，去担负时代的责任”。1944年第一学期开学典礼上，李应林愤然指出全校师生要认清当前“所受苦难系处于敌人侵略之赐，故吾人应以敌忾同仇之心理下定决心，务将暴敌赶出领土，然后可以安居乐业”。这些集会号召师生不忘国耻、同仇敌忾，随时准备为国而战。

（三）组织各类劳军募捐运动

1942年10月开始，在全国慰劳总会的部署下，各省成立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开展劝募、团体献金、竞赛献金、公演献金等文化劳军募捐活动。该运动增强了精神动员的实效，为前线士兵输送了大量精神食粮，鼓舞了前方士气，增强了战斗力。岭大刚迁至粤北，自身尚未立稳脚跟，但“对于国家社会有意义的运动向来不后人，无不全力以赴”。他们身在校园，却没有忘记国家所面临的危难，没有忘记在前线英勇抗击日军的将士，组织和动员全校乃至社会力量，募捐钱物，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前线将士的慰问，践行爱国之举，凝聚人心和力量。1942年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发动文化劳军运动，岭大师生积极响应，在校内举行一人一书募捐活动，共募得书款一千多元及书刊数十本，汇送司令部核收。1942年末，广东省政府在韶关掀起捐献滑翔机运动，岭大决定捐献一架“岭南号”滑翔机，于12月18日及19日在曲江复兴剧场举行筹款音乐歌咏大会。音乐会由岭大学生自治总会主办，所得筹款全部用于捐机。1943年，全国发起“七七”献金爱国运动，岭大在校内发起一元劳军献金运动，共募得国币七百八十八元八角正，交由韶关市基督教团体七七劳军委员会汇送。岭大还组织学生团体到前线去慰劳军队。1943年12月，岭大歌咏团到衡阳慰劳盟国空军，为他们演唱。歌咏团规模宏大，表演非常出彩。他们用英语演唱欧美歌曲，深受盟军欢迎；年轻朝气的岭大学生讲着流利的英语与盟军官兵交谈自如，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发动学生直接参战

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扩大征兵范围势在必行。为了弥补兵源不足，改善军队普遍体质羸弱、素质不佳、缺少文化、无法掌握新式武器、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状况，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政府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岭大积极响应，发动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岭大学子或报考军校，或应征军务译员，或加入远征军，或应征空军。学校“对各生壮举极为嘉许！”

四、岭大师生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正如司徒卫所言：“岭南之迁入仙人庙地方，其始也一切无有”，却“带来了一种不灭的精神，一种军人之强固信念……无穷之希望在焉，永存之热情在焉”。这种饱含“信念”“希望”“热情”的“不灭精神”就是《校报》（曲江版）着意要彰显的岭大师生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一）图谋生存，力争援助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香港。战争突然发生使岭大猝不及防，在仓皇中停学并疏散，几乎所有的图书和仪器设备都没有转移出来，仅存的经费也在这次疏散中散发殆尽。岭大在粤北复课，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急需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获得经费营建新校园。校长李应林心急如焚，四处奔波，争取政府、社会、民众、校友等各界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岭大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财政部、广东省政府的资助，也得到美基金会、美援华会、英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中国茶叶公司、学生救济委员会等社会团体和国际团体的经费支持。还得到校董及社会热心之士的赞助。校董“富国煤矿公司谭礼庭先生……以本校播迁，复课伊始，在需财，特予慨捐国币一万五千元为本校校舍建筑费”。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本校尤极关怀，曾于日前亲临视察时以本校学生众多，亟须运动场一所，慨予饬派运输兵卅余名来校协助筑校路及球场跑道”，还帮助岭大购得廉价之公米，个人捐款十万元助建校舍。

（二）乐观向上，积极进取

岭大迁至粤北后，远离繁华都市，校园外是茫茫的荒野，为了让师生释放受战争压抑的情绪，尽量让岭大村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学校比先前更加重视师生的课外活动。由于开展课外活动的条件和场所非常有限，岭大师生“自造自力”，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创造条件开展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

岭大向来重视体育运动，迁到粤北后，因环境及设备问题，无法有广州康乐园那样的场地和条件，但还是在高低不平的校园内修建了一条四百米跑道及排球场等，添置了单杠等设备；同时因地制宜，提倡开展健身操、远足旅行和登山竞赛等体育项目。由于“内迁后交通不便，未有机会参加各大运动会，惟在校内仍孜孜练习……发扬此种体育精神”。即岭大内迁于粤北山村，运动条件十分有限，然向来已形成的勇于竞争、顽强拼搏、争夺第一的体育精神仍然在这里得到弘扬。

抗战爆发前，岭大乐队、合唱团的水平在岭南高校中首屈一指，演剧是校内最盛行的文娱活动。迁到粤北后，乐器缺乏，道具无处购买，没有专业指导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岭大师生乐观向上，自娱自乐，道具主要靠自己制作，演剧所需的剧本以及编排、导演、演员、舞台效果等剧务都由学生承担，指导老师则请有音乐特长的学科教师担任。师生联袂演出，充满高雅而欢快的情调。如1943年2月28日岭大举行游艺活动，“庞德明夫人钢琴独奏，黄庭文同学小提琴独奏，陈树藩同学口琴独奏，继而政治学会上演抗战话剧《烙痕》，最后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

（三）创设条件，共克时艰

岭大迁入粤北以后，由于战乱，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少，为了不使这些学生失学，学校大幅度降低学生学费。“从前岭南收费是国内算最高，而现在则变为最低”。很多学生失去了与家里的联系，生活费没有来源，非常窘困，特别是家在海外的侨生更是如此。为帮助学生缓解经济压力，岭大推出工读活动。工读活动由校工读委员会组织，“提倡学生利用课外工作，限每人每日工作二小时，按时给付津贴，俾藉维持学业”“学生颇为踊跃，数达二百余人”。同时为维持学生学业，学校还设立“助学委员会，以资奖助优秀贫苦学生及代向教部申请膳食贷金”。

总之，岭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反而意志弥坚，新建的校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负责新校园营建的司徒卫感慨道：

今有之岭南大学纵在建筑上未能追美畴昔，而精神上则余认为或有过之。年来强寇凭凌，一迁香港，再迁曲江，元气已大斫丧，而仍能生存，且竖立不屈，卒以打开出路奠定新基，风雨不能侵蚀，撼击不能动摇，谓其强建胜前岂虚语哉！

五、《校报》（曲江版）的历史意义

《岭南大学校报》是现代中国大学中有影响力的校报之一。抗战时期很多高校的校报都停刊了，岭大校报却一直坚持出版。岭大迁入粤北后，由于人力资源紧缺，条件有限，学校工作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办学档案资料的整理，部分得到整理的档案资料又因战事猝发，学校匆忙疏散撤离，有的丢失了，有的销毁了，而《校报》（曲江版）成为“及时反映校园动态的窗口，对于今天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全面、真实、详细记载抗战时期岭大在粤北的办学情况，因而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成为管窥抗战时期高校办学实况的不可多得的窗口。

1945年1月，岭大因战事不得不又从粤北疏散迁徙，“岭大村”从此变得沉寂，逐渐荒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当年的面貌已全部消失，就连整片浓郁的樟树林也荡然无存。然而《校报》（曲江版）以“不朽的文字”记录了抗战时期岭大内迁粤北办学，克服重重困难，践行“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延续教育星火，保存岭南文脉，在烽火中“不停教”“不停学”。日军猖獗，硝烟弥漫，岭大经过数次疏散、停学、迁徙，虽已困苦不堪，却并不畏葸不前。她以仅剩的余力声援前方抗战，以特有姿态为前线将士呐喊鼓劲。她自信、刚毅，乐观向上，“自造自力”，在粤北山村创造性地开展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她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但没有被摧垮，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发展壮大之势。《校报》（曲江版）彰显了岭大“红灰”教育在战时的内涵，弘扬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为抗战时期的华南教育历史写上了厚重的一笔。

岭大从历史中走过来，历史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校报》（曲江版）在客观丰富的陈述中选录了这些珍贵的片段，述说岭大这段相去未远、却尘封已久的历史，使抗战时期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让今天的青年学子得以体认和传承包括岭大在内的华南教育先师们教育报国、学术救国、甘于清苦、为国育才、乐观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牢记这段艰难的民族教育史，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创办于烽火纷飞之时，前后共发行8期，由于在通信相对落后的粤北山区发行，现存馆藏鲜能收藏这完整8期。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了6期，缺第4期、第7期。国家图书馆能提供微缩版（版面模糊，字迹很难辨认），但缺第7期。广东省档案馆收藏了7期，但缺第4期，最后我们在河南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第4期，总算找全了曲江版所有的刊期。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编辑的《近代教会大学历史文献丛刊》（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了《岭南大学校报》康乐版、香港版、广州版，却没有收录曲江版，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也是没有找全曲江版的所有刊期。为了方便研究者了解岭大抗战时期在粤北办学历史，展现岭大这段峥嵘岁月，韶关学院华南教育历史研究院搜集和整理了《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